03 戴德生小傳《人物傳記》
➤ 人物傳記
為基督，為中國 ── 戴德生 3
（James Hudson Taylor） 中國內地會的進展 直至1876年，又有十八位新的傳教士抵達中國，使得人數達到了五十二位，也讓中國內地會佔了所有在中國傳教士數目的五分之一。內地會的傳教士繼續不斷的深入更內部的地區，有一位勇敢的傳教士甚至到了西藏。 姊妹同工 內地會傳教士的妻子也被他們視為「傳教士」。戴德生告訴那些傳教士「候選人」：「除非你認定你的妻子也要成為真正的傳教士，而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妻子、家庭主婦、或朋友，不然請你別加入我們！」因為這樣，結了婚的姊妹們也必須學習中文，並且在合理的情況下擔負她們自己的工作。 戴德生也實行了另一個大膽的策略，這個策略也飽受批評，就是差遣單身的女傳教士進入內地。單身的女同工在中國內地會是相當常見的。事實上，中國的女性比男性更對福音敞開。在當時採取性別隔離的中國社會裡，只有女性同工能夠與她們聯繫。到了1880年以後，大約有三分之二的中國內地會成員是女性（Austin，第16頁），其中有許多是從美國的幾所學校，像是從慕迪（Moody）、皮爾遜（A.T. Pierson）、戈登（A. J. Gordon）、宣信（A. B. Simpson）等人所設立的聖經學院訓練出來的。 單身的傳教士（包括女傳教士）必須在中國先花兩年的時間學習語言，也只有在完成這個訓練之後才能考慮婚嫁。同時，內地會也不鼓勵異族通婚。 第二個目標：七十！ 戴德生渴望看見更多的中國人得救。他在許多許多令人吃驚的祈求上信靠神。在1881年，他向主求，三年內再給他七十位傳教士，至終他得著了七十六位。到了1882年，中國十一個內地省分中，除了三個省之外，都有傳教士居住。 「劍橋七傑」與中國內地會 在1884和1885年間，戴德生與慕迪（D.L. Moody）配搭在英國傳福音，傳達當前在中國的需要。在這個時候，有一些優秀的劍橋大學生對這個呼召起了反應，把自己交給主在中國的行動。其中有施達德（C.T. Studd），他是英國國家板球（Cricket）隊中一位出名的隊員。接下來的幾個禮拜，又有六位年青人加入施達德的行列。從來沒有一個志願軍像「劍橋七傑」那樣引起大眾的注意。他們在校園裡巡迴作見證，在英國帶進了一次大復興。每天晚上都有幾百人因著他們對主單純又感人的見證而得救。他們的榜樣激勵了好幾百人加入中國內地會以及其它的宣教團體。當1885年「劍橋七傑」抵達上海時，中國內地會已經有一百六十三位傳教士；到了1890年，人數更達到兩倍。中國信徒的人數也在相對的增加，直至1889年，在中國的更正教徒人數已達到了三萬七千多人。（Bays，第308頁）
第三個目標：一百！
1886年底，戴德生向主禱告，祈求一年內再增加一百位傳教士。有一位資深的傳教士告訴戴德生，「我很高興聽見，你為著這麼大數目的傳教士禱告；但是很明顯的，你不可能在一年內得著一百位。」戴德生這樣回答他，「謝謝你的關心。我現在很喜樂，因為我知道，我們的禱告已經得著了答應。我非常有把握，若是你不介意，你將要分享那迎接第一百位傳教士來到中國的喜樂！」到了隔年1887年的十一月，戴德生宣佈，已經有一百零二位候選人被選上加入這服事，並且有足夠的經費負擔他們來到中國的船費。
訪問北美
到了1880年代末期，戴德生的異象已在全世界喚起了人們的志向。在1888年，戴德生從英國返回中國，在途中訪問了北美。這是一次歷史性的訪問。「戴德生於1888年訪問北美，這次重大的訪問改變了信心傳教運動的歷史」（Robert，第185頁）。戴德生的第一站是美國東北部的新英格蘭區，由慕迪所帶領的特別聚會。這次的特會為著外地傳教團體創立了「學生志願運動」（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，SVM）。他們的口號是：「在這個世紀福音化全世界！」在接下來的三十年內，「學生志願運動」為了這個目標送出了超過八千位的工人。
戴德生之後來到加拿大，停留在尼加拉瀑布。這離他在英國布萊頓市沙灘上與主交涉的那一刻已有三十三個年頭。在尼加拉瀑布前，戴德生看到的不只是大水由瀑布奔騰而下。第二天，他在年度的「先知書論壇」特會上發表信息，將中國的需要與尼加拉瀑布相比：「在中國有一個把靈魂湧進黑暗的尼加拉大瀑布。每天，每週，每月，他們都在死去！每個月有一百萬中國人沒有神就死去。」（Austin，Saving China，第6頁）。當天，到場的基督徒奉獻了足夠八個工人生活一年的經費。換作是其它傳教團體的領袖，應該會因此而喜樂，但是戴德生卻沒有。隔天，他又發表了信息，向他們挑戰：「有傳教士而沒有經費，這並不攪擾我，因為主絕對會照顧祂自己的孩子……但是有經費而沒有傳教士，那就非常嚴肅了……我們有經費，但是人在哪裡？」於是許多志願者上前來，答應呼召。
內地會的傳佈
1889年戴德生再一次回到英國，被主的話再一次感動，就是向一切的受造之物傳福音（可十六15）。他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計劃，要讓每一個中國人都能聽到福音！根據這個計劃，中國需要一千位新的工人。隔年，在上海的年度宣教大會中，戴德生發表信息，要在未來的五年內呼召一千位工人。到了1895年，就是中國內地會成立三十年之後，他們已經有六百四十一位傳教士，以及四百六十二位中國信徒作助手，散佈在二百六十個分會裡。他們分佈得很廣，也很稀疏，因為福音化全中國是他們的目標。中國內地會在當時是全中國的最大傳教團體。在十年後的1905年，也就是戴德生去世的那年，中國內地會共有八百位工人，分佈在十五個省分，四百五十個駐地。
在戴德生的晚年，中國內地會開始向中國少數民族傳揚福音。他們在中國邊疆少數民族中找著了肥沃的草場。1904年，巴勒（Samuel Pollard）開始在苗族中間做工，「那裡是所有中國傳教士駐地中最顯明、成功的一個」（Diamond，第147頁）。1910年，富能仁（James Fraser）也開始在中國西南與泰國邊界的苗族人中做相同的工作。
戴德生去世後，中國內地會繼續的成長。到了1914年，以人數來算，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宣教團體。1934年更達到高峰，總共有一千九百三十四名工人（Tucker，第188頁）。總括來看，在中國所謂「開放的世紀」中（1850～1950），有超過六千名工人在中國內地會事奉過。
義和團之亂
十九世紀末，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引起中國人民的仇外意識。這些保守派勢力，以慈禧太后為首，與那些傾向國家利益的現代改革派爭權，贏得了上風，於是烏雲和風暴接踵而來。在內地會來到中國的三十二年來，從未有一位傳教士死於暴力。雖然偶爾也有房屋和財產的損失，以及人員的損傷，但是性命總是保守住。但是到了1898年，第一位中國內地會的傳教士為主殉道了！「這消息是何等叫人悲傷！」戴德生這樣寫到，「殉道者是有福的，但是對我們、對中國而言卻是悲傷……不只是悲傷，更是不祥的兆頭，似乎神要以一種新的試煉試驗我們。」（Steer，第349頁）。這個「新的試煉」就是1900年的義和團之亂。內地會的傳教士們，因著分佈在各個內地的省分，更是受害的對象。
1900年，因著義和團之亂，共有一百八十八名西教士殉道，其中還包括五十三名孩童。數以百計的中國信徒也遭殺害（Hefley，第40頁）。那時，戴德生正在歐洲養病，呼召更多的傳教士。當他聽見自己所帶領的同工殉道的消息，他只能說，「我不能思考，也不能禱告，但是我能信靠。」
戴德生對中國的心腸，在他對義和團之亂的賠償上清楚的顯明出來。八國聯軍打敗了義和團，西方強權強迫清廷對傳教團體的損失提出賠償。雖然內地會的損失最為慘重，戴德生卻拒絕提出任何的要求，或接受任何的賠償。他認為這是與福音背道而馳的。內地會的工作並沒有因著動亂而退後，反而更有動力的向前開展。接下來的十年內，工人的數目更增長了四倍。
戴德生的美德
屬靈
在倪柝聲弟兄的教會歷史鳥瞰裡，他提到戴德生，說他是十九世紀主所興起「許多屬靈弟兄們」中的一位，並且特別指出他的著作「聯合與交通」（Union and Communion），提到他對基督有極深的經歷（Nee，第851～852頁）。倪弟兄也說到，戴德生與宣信（A.B. Simpson）和戈登（A. J. Gordon）都看見了，基督徒應當回到使徒時代的經歷，憑信心而生活（Nee，第852頁）。
寬廣
戴德生對中國的福音化，甚至比自己傳教組織的成長更為熱衷。對他來說，他的第一優先是中國，但是他也樂意見到，有的工人被呼召到其它國家去勞苦。
戴德生也是一個有效律的管理者，也幾乎是自己一手把中國內地福音的門打開。他的第一考量是靈魂的救恩，學校和醫院是他第二個重點。
和諧
中國內地會是一個大而多元化的團體。傳教士來自英國以及許多說英語國家的基督教宗派，也包括從德國、瑞士、和北歐各國來的。「這麼一個大型、國際性、多種族、積極、意志堅強的傳教士團體，能夠達到且長久保持高度的和諧，實在歸功於戴德生那智慧、溫柔、卻堅強的領導能力。」（Kane，第201頁）。
敬虔
戴德生是一個禱告的人，也是一個讀經的人。與他在一起的人見證說，他們天還沒亮就看見他房中的燭光。戴德生是這樣的忙碌，卻仍然找時間與神獨處。「沒有什麼更叫人吃驚了……就是戴德生對禱告的倚靠，這倚靠又是在每一個細節、每一個需要上。他將重擔都擔在神的身上，祈求神的應許。」（Taylor [2]，第22頁）。
戴德生小傳 3
➤ 人物傳記｜第1篇｜第2篇｜第4篇
（James Hudson Taylor） 中國內地會的進展 直至1876年，又有十八位新的傳教士抵達中國，使得人數達到了五十二位，也讓中國內地會佔了所有在中國傳教士數目的五分之一。內地會的傳教士繼續不斷的深入更內部的地區，有一位勇敢的傳教士甚至到了西藏。 姊妹同工 內地會傳教士的妻子也被他們視為「傳教士」。戴德生告訴那些傳教士「候選人」：「除非你認定你的妻子也要成為真正的傳教士，而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妻子、家庭主婦、或朋友，不然請你別加入我們！」因為這樣，結了婚的姊妹們也必須學習中文，並且在合理的情況下擔負她們自己的工作。 戴德生也實行了另一個大膽的策略，這個策略也飽受批評，就是差遣單身的女傳教士進入內地。單身的女同工在中國內地會是相當常見的。事實上，中國的女性比男性更對福音敞開。在當時採取性別隔離的中國社會裡，只有女性同工能夠與她們聯繫。到了1880年以後，大約有三分之二的中國內地會成員是女性（Austin，第16頁），其中有許多是從美國的幾所學校，像是從慕迪（Moody）、皮爾遜（A.T. Pierson）、戈登（A. J. Gordon）、宣信（A. B. Simpson）等人所設立的聖經學院訓練出來的。 單身的傳教士（包括女傳教士）必須在中國先花兩年的時間學習語言，也只有在完成這個訓練之後才能考慮婚嫁。同時，內地會也不鼓勵異族通婚。 第二個目標：七十！ 戴德生渴望看見更多的中國人得救。他在許多許多令人吃驚的祈求上信靠神。在1881年，他向主求，三年內再給他七十位傳教士，至終他得著了七十六位。到了1882年，中國十一個內地省分中，除了三個省之外，都有傳教士居住。 「劍橋七傑」與中國內地會 在1884和1885年間，戴德生與慕迪（D.L. Moody）配搭在英國傳福音，傳達當前在中國的需要。在這個時候，有一些優秀的劍橋大學生對這個呼召起了反應，把自己交給主在中國的行動。其中有施達德（C.T. Studd），他是英國國家板球（Cricket）隊中一位出名的隊員。接下來的幾個禮拜，又有六位年青人加入施達德的行列。從來沒有一個志願軍像「劍橋七傑」那樣引起大眾的注意。他們在校園裡巡迴作見證，在英國帶進了一次大復興。每天晚上都有幾百人因著他們對主單純又感人的見證而得救。他們的榜樣激勵了好幾百人加入中國內地會以及其它的宣教團體。當1885年「劍橋七傑」抵達上海時，中國內地會已經有一百六十三位傳教士；到了1890年，人數更達到兩倍。中國信徒的人數也在相對的增加，直至1889年，在中國的更正教徒人數已達到了三萬七千多人。（Bays，第308頁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