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2 戴德生小傳《人物傳記》
➤ 人物傳記
為基督，為中國 ── 戴德生 2
（James Hudson Taylor） 返回英國（1860～1866） 到了1860年，一直以來關閉的中國終於開放了：外國人能開始合法的旅行，傳道人的行動不再受到限制，而且中國人也能正式的信仰基督。但是正在這時候，戴德生的病情使得他必須帶著馬利亞與女兒葛麗絲（Gracie）回到英國。他在英國養病的期間完成了醫科的學業，並且修訂了用寧波話寫成的新約聖經。 在那個時候，戴德生對於那些住在內地，福音傳不到的中國人越發有負擔。他將這個負擔寫在「中國屬靈需要及要求」（China'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）這本書裡，並且於1865年出版。戴德生問這樣的問題，「當那裡有這麼多人正在滅亡，所有在英國的基督徒還能袖手旁觀，安穩的坐在那裡嗎？……我們的主是怎麼教導我們的？祂不是讓那一隻羊迷失就算了，祂豈不是先將九十九隻放在一旁，好尋找那一隻嗎？但現在我們的情況正好相反，我們留在家中陪著那一隻羊，卻不注意那正在滅亡的九十九隻！」 戴德生的異象：1865年六月二十五日 在那時候，所有更正教的傳教機構加起來，在中國大約有九十位傳教士。為著那千千萬萬沒有基督而滅亡的中國人，戴德生非常心痛！但同時他又不忍將年青傳教士送到偏遠、隔絕的地區，因在那裡將面對傳染病、孤獨、敵意、甚至死亡。當他在英國海邊修養的時侯，他沒有辦法忍受，當幾百位基督徒在一起享受主日敬拜的同時，在中國卻有幾百萬人正在滅亡！有一天他獨自漫步在布萊頓（Brighton）的沙灘上，他將自己完全交託給神。「我將自己交給了主，好為著事奉祂。」他後來寫到，「所有的責任、所有的問題、所有的結果，都完全由祂承擔。作為祂的奴僕，我所要做的就是服從並跟隨祂。祂會帶領，祂會照顧，祂會引導我以及所有與我同工的人。」這一次與主之間決定性的交涉，開始了中國內地會（China Inland Mission）的成立。戴德生向主求二十四位工人，兩個兩個的到中國十一個內地省份，還有兩位去蒙古。兩天以後，他開了一個銀行帳戶，以中國內地會的名義存進了十英鎊。 第一個目標：二十四位有心又練達的工人！ 戴德生在他的聖經裡寫了這句話：「為二十四位有心又練達的工人禱告，於布萊頓，1865年六月二十五日。」李常受弟兄在說到這件事時，他有這樣的發表，「戴德生所看見的，到底能否被稱為今時代的異象，還有待討論。當然，廣大的中國的確需要福音的傳揚。從這角度來看，戴德生確實是領受了一個託付，這是一個異象。但這卻不一定是神為著今時代所預備的異象。」（李常受，Vision of the Age，第10頁）。這或許比不上保羅在大馬色所見的異象，那的確是一個時代的異象；但是卻很像保羅的「馬其頓呼召」（徒十六9）。這一個「馬其頓的呼召」將福音帶進了歐洲，也可說是保羅大馬色異象的實際應用。在布萊頓的異象裡，戴德生把福音帶進了中國內地。 向著只有一他連得的肢體開門 戴德生領會到，中國對傳福音者的需要，遠過於對學者和神學家的需要。「這裡已經有足夠的地方給那些有許多他連得恩賜的人，好叫他們把自己擺在神的祭壇上。」戴德生寫到，「但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這片禾場是這樣的廣大，對每一個階層的人都有極大的需要。眼不能對手說，我不需要你；頭也不能對腳說，我不需要你。若是有人只有一般人的能力和有限的裝備，我們不能阻止他在神的工作上盡他的功用。」這樣一來，戴德生將主的工作向工人階級、農夫、手藝工人、藝術家、和記帳員等人打開，也就是以往被傳統的宣教機構所拒絕的人（Austin，第6頁）。戴德生向英國廣大的勞工階級中，那些將自己奉獻過的信徒敞開。但所有的志願者都需要受過一些英語教育。中國內地會強調屬靈過於教育和社會階層，在這一點上，戴德生是一個革新的人。他向著那些只有一他連得的肢體開門，也避免了與其它傳道組織的「爭執」。 在還不到一年的時間裡，1866年五月二十六日，第一批傳教士搭乘茂密爾號（Lammermuir）輪船往中國去，其中包括戴德生和他的家人，以及十六位年青的傳教士（六名男子與十名女子）。他們將要和五位已經在中國與戴德生同工的傳教士一起服事。因著意識到自己是「絕對的軟弱」，戴德生寫到，「面前這廣大的工作，我們應該感到不知所措才對，但事實卻不是這樣。我們的不足，反而成了我們支取祂應許的權利，就是「我的恩典是夠你用的，我的能力在軟弱中得以完全。」」他們在航程中經歷了颱風，四個月後到達上海時，輪船已是滿目瘡痍了。就算抵達了，難處還是不停止的到來，然而主是他們的供應。特別是戴德生，他的確是倚靠主。他寫信給他的妹妹時這樣說，「我們的信心要怎樣才能增加呢？只有靠著思想耶穌，祂一切的所是，以及祂為著我們的所是：祂的生命、祂的死、祂的工作、祂在話裡向所我們啟示祂的自己，這要成為我們不斷思想的主題。不是去努力得著信心，或是想增加信心；我們所需要的只是望斷於祂，這就足夠了。」（Taylor[2]，第172頁）。 喬治‧幕勒及普里茅斯弟兄們的影響 中國內地會有許多的原則，是照著喬治幕勒在英國布里斯多爾市（Bristol）辦孤兒院的模式。有一位作者這樣說，「如果戴德生是「信心傳教之父」，那麼喬治幕勒就是他們的祖父。」（Austin，第11頁）。奧斯汀（Austin）也這樣說，「幕勒是對中國內地會這「小嬰兒」最慷慨的支持者，在他們最缺乏的三年中支付了他們所有的花費。」在1870這十年內，幕勒平均每年交給中國內地會兩千英鎊 ── 在當時是一個天文數字（Steer，第231頁）。 弟兄會與戴德生的聯繫，其實比喬治幕勒還要更多、更廣。中國內地會原本在倫敦的理事會，有一半的成員是弟兄會的弟兄們，而且「最早支持他們的基督徒當中，絕大多數都是……普里茅斯的弟兄們。」（Austin，第11頁）。 中國內地會的六個獨特之處 中國內地會在許多面是獨特的。第一，它的傳教士可以來自任何一個宗派，只要他們願意簽署一份簡單的宣言。第二，它並不保證工人們會有固定的薪水，而是信靠主供應他們一切的需要。所有收入都是共有，它也絕不舉債。第三，它不會尋求財物上的資助。戴德生常這樣說，「神的工作是以神的方式去做，絕不會缺少供應。」第四，在中國的工作不是由英國本地的理事會所決定，而是由戴德生自己帶領，而且至終要由其它在中國的領頭弟兄們所帶領。第五，這一個組織讓福音前進到中國的內地，也就是還沒有人認識基督的地方。福音的迅速傳揚，使得戴德生堅持所有的工人都要在中國全地繼續福音的開展，而他們的榜樣也挑旺了其它傳教團體的福音工作。第六，內地會的傳教士必須穿著中式服裝，並且在中式的建築物中敬拜。他們也不會向西方強權要求保護。對戴德生來說，「忍受逼迫」要比「寫信給英國領事或上訴英國總督」要好上一萬倍。」（Bays，第61頁）。 戴德生創立的中國內地會，進而開始了「信心宣教運動」（Faith Mission Movement）。因著它所設立的榜樣和影響，有超過四十個在同樣宗旨裡傳教的團體應運而生（Tucker，第289頁）。 回到中國 ── 勞苦 戴德生帶著一群沒有經驗的新成員回到了中國，沒有任何宗派在背後支持，也沒有明顯的財物資助。「所有的人原本都預計會有不幸的事發生，但是一件也沒有。在沒有武器，只有真理；沒有標語，只有愛的前題下，這些青年工人，兩個兩個的面對不可思議的艱難與反對，打進了中國的內地。」（Kane，第198頁）。 第一批志願者來到之後，戴德生緊接著開始了他醫療的工作。他每天在診所裡替超過兩百位病人看病。他為病人動的白內障手術，對當時的中國人是個神蹟。戴德生對他們的魂也有許多的醫治。有一位中國人因著戴德生的傳講而得救，就留在他的診所，對所有等候醫治的病人傳講福音 ── 醫治靈魂的話語。 自身的代價 戴德生與馬利亞，以及其它中國內地會的成員，所受的苦難是又多、又頻繁、又極其艱難。在1868年的一次暴亂中，戴德生的家人幾乎險遭殺害。當這個消息傳到了倫敦，英國上議院馬上開始辯論，開放英國傳教士到中國內地傳道這件事，到底對英國的貿易有沒有幫助？這負面的新聞使得人們減少了對中國內地會的資助。就在這個時候，從喬治幕勒來的幫助和扶持，對於一個還在傳道初期的宣教團體就非常的重要了。 戴德生自身所負出的代價也是非常的高。馬利亞在三十三歲時死與分娩，他們的八個孩子中有四個活不到十歲。這些傷痛幾乎要使戴德生承受不住。他自己也生了病。有一次他回憶說，「一個人因病被關在屋子裡，是多麼的孤單啊！我是多麼想念我親愛的妻子，以及遠在英國的孩子們那活潑的腳步聲！就在那時候，主給了我一段非常真實的經文，「人若喝我所賜的水，就永遠不渴。」一天當中，也許有二十次，當我心中的乾渴一回來，我就向祂呼求，「主啊！你已應許過了！你已應許我，永不再渴！」不管是白天或晚上，我這樣呼求祂，祂總是很快的來臨，滿足我悲傷的心！這樣的經歷多到一個地步，我甚至會想，那些我所寶愛，主從我身旁取去的人，他們享受主的同在，也許還沒有我在孤單的內室中享受祂的同在來的多。」（Taylor[2]，第200頁）。 珍妮‧法丁‧泰勒（Jennie Faulding Taylor）
在馬利亞去世的十八個月後，戴德生娶了珍妮‧法丁小姐（1843～1904）。她本來是當年（1866）第一批搭乘茂密爾輪船來到中國的內地會成員。她全心支持戴德生的工作，他們倆的婚姻持續了有將近三十年之久。
1877至1878年的大飢荒蹂躪著中國北部。人們急需救濟的資源，這也成了傳福音的一個好機會。戴德生卻在這個時候必須留在英國。中國內地會已經呼召了許多工人，但大多數的志願者是女性，她們需要一位有經驗的工頭，而戴德生的妻子珍妮是最有資格的一位。他極力的鼓勵她擔負起這個責任。於是她暫且放下了病中的丈夫以及孩子們（包括她的兩個，以及馬利亞的四個），回到中國作帶領和救濟的工作（Tucker，第184頁）。她是第一位深入中國內地的女性。在往後的日子裡，珍妮繼續和她的丈夫到處旅行、訪問，一直到他們的晚年。她在戴德生去世的前一年，在瑞士死於癌症。
戴德生小傳 2
➤ 人物傳記｜第1篇｜第3篇｜第4篇
（James Hudson Taylor） 返回英國（1860～1866） 到了1860年，一直以來關閉的中國終於開放了：外國人能開始合法的旅行，傳道人的行動不再受到限制，而且中國人也能正式的信仰基督。但是正在這時候，戴德生的病情使得他必須帶著馬利亞與女兒葛麗絲（Gracie）回到英國。他在英國養病的期間完成了醫科的學業，並且修訂了用寧波話寫成的新約聖經。 在那個時候，戴德生對於那些住在內地，福音傳不到的中國人越發有負擔。他將這個負擔寫在「中國屬靈需要及要求」（China'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）這本書裡，並且於1865年出版。戴德生問這樣的問題，「當那裡有這麼多人正在滅亡，所有在英國的基督徒還能袖手旁觀，安穩的坐在那裡嗎？……我們的主是怎麼教導我們的？祂不是讓那一隻羊迷失就算了，祂豈不是先將九十九隻放在一旁，好尋找那一隻嗎？但現在我們的情況正好相反，我們留在家中陪著那一隻羊，卻不注意那正在滅亡的九十九隻！」 戴德生的異象：1865年六月二十五日 在那時候，所有更正教的傳教機構加起來，在中國大約有九十位傳教士。為著那千千萬萬沒有基督而滅亡的中國人，戴德生非常心痛！但同時他又不忍將年青傳教士送到偏遠、隔絕的地區，因在那裡將面對傳染病、孤獨、敵意、甚至死亡。當他在英國海邊修養的時侯，他沒有辦法忍受，當幾百位基督徒在一起享受主日敬拜的同時，在中國卻有幾百萬人正在滅亡！有一天他獨自漫步在布萊頓（Brighton）的沙灘上，他將自己完全交託給神。「我將自己交給了主，好為著事奉祂。」他後來寫到，「所有的責任、所有的問題、所有的結果，都完全由祂承擔。作為祂的奴僕，我所要做的就是服從並跟隨祂。祂會帶領，祂會照顧，祂會引導我以及所有與我同工的人。」這一次與主之間決定性的交涉，開始了中國內地會（China Inland Mission）的成立。戴德生向主求二十四位工人，兩個兩個的到中國十一個內地省份，還有兩位去蒙古。兩天以後，他開了一個銀行帳戶，以中國內地會的名義存進了十英鎊。 第一個目標：二十四位有心又練達的工人！ 戴德生在他的聖經裡寫了這句話：「為二十四位有心又練達的工人禱告，於布萊頓，1865年六月二十五日。」李常受弟兄在說到這件事時，他有這樣的發表，「戴德生所看見的，到底能否被稱為今時代的異象，還有待討論。當然，廣大的中國的確需要福音的傳揚。從這角度來看，戴德生確實是領受了一個託付，這是一個異象。但這卻不一定是神為著今時代所預備的異象。」（李常受，Vision of the Age，第10頁）。這或許比不上保羅在大馬色所見的異象，那的確是一個時代的異象；但是卻很像保羅的「馬其頓呼召」（徒十六9）。這一個「馬其頓的呼召」將福音帶進了歐洲，也可說是保羅大馬色異象的實際應用。在布萊頓的異象裡，戴德生把福音帶進了中國內地。 向著只有一他連得的肢體開門 戴德生領會到，中國對傳福音者的需要，遠過於對學者和神學家的需要。「這裡已經有足夠的地方給那些有許多他連得恩賜的人，好叫他們把自己擺在神的祭壇上。」戴德生寫到，「但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這片禾場是這樣的廣大，對每一個階層的人都有極大的需要。眼不能對手說，我不需要你；頭也不能對腳說，我不需要你。若是有人只有一般人的能力和有限的裝備，我們不能阻止他在神的工作上盡他的功用。」這樣一來，戴德生將主的工作向工人階級、農夫、手藝工人、藝術家、和記帳員等人打開，也就是以往被傳統的宣教機構所拒絕的人（Austin，第6頁）。戴德生向英國廣大的勞工階級中，那些將自己奉獻過的信徒敞開。但所有的志願者都需要受過一些英語教育。中國內地會強調屬靈過於教育和社會階層，在這一點上，戴德生是一個革新的人。他向著那些只有一他連得的肢體開門，也避免了與其它傳道組織的「爭執」。 在還不到一年的時間裡，1866年五月二十六日，第一批傳教士搭乘茂密爾號（Lammermuir）輪船往中國去，其中包括戴德生和他的家人，以及十六位年青的傳教士（六名男子與十名女子）。他們將要和五位已經在中國與戴德生同工的傳教士一起服事。因著意識到自己是「絕對的軟弱」，戴德生寫到，「面前這廣大的工作，我們應該感到不知所措才對，但事實卻不是這樣。我們的不足，反而成了我們支取祂應許的權利，就是「我的恩典是夠你用的，我的能力在軟弱中得以完全。」」他們在航程中經歷了颱風，四個月後到達上海時，輪船已是滿目瘡痍了。就算抵達了，難處還是不停止的到來，然而主是他們的供應。特別是戴德生，他的確是倚靠主。他寫信給他的妹妹時這樣說，「我們的信心要怎樣才能增加呢？只有靠著思想耶穌，祂一切的所是，以及祂為著我們的所是：祂的生命、祂的死、祂的工作、祂在話裡向所我們啟示祂的自己，這要成為我們不斷思想的主題。不是去努力得著信心，或是想增加信心；我們所需要的只是望斷於祂，這就足夠了。」（Taylor[2]，第172頁）。 喬治‧幕勒及普里茅斯弟兄們的影響 中國內地會有許多的原則，是照著喬治幕勒在英國布里斯多爾市（Bristol）辦孤兒院的模式。有一位作者這樣說，「如果戴德生是「信心傳教之父」，那麼喬治幕勒就是他們的祖父。」（Austin，第11頁）。奧斯汀（Austin）也這樣說，「幕勒是對中國內地會這「小嬰兒」最慷慨的支持者，在他們最缺乏的三年中支付了他們所有的花費。」在1870這十年內，幕勒平均每年交給中國內地會兩千英鎊 ── 在當時是一個天文數字（Steer，第231頁）。 弟兄會與戴德生的聯繫，其實比喬治幕勒還要更多、更廣。中國內地會原本在倫敦的理事會，有一半的成員是弟兄會的弟兄們，而且「最早支持他們的基督徒當中，絕大多數都是……普里茅斯的弟兄們。」（Austin，第11頁）。 中國內地會的六個獨特之處 中國內地會在許多面是獨特的。第一，它的傳教士可以來自任何一個宗派，只要他們願意簽署一份簡單的宣言。第二，它並不保證工人們會有固定的薪水，而是信靠主供應他們一切的需要。所有收入都是共有，它也絕不舉債。第三，它不會尋求財物上的資助。戴德生常這樣說，「神的工作是以神的方式去做，絕不會缺少供應。」第四，在中國的工作不是由英國本地的理事會所決定，而是由戴德生自己帶領，而且至終要由其它在中國的領頭弟兄們所帶領。第五，這一個組織讓福音前進到中國的內地，也就是還沒有人認識基督的地方。福音的迅速傳揚，使得戴德生堅持所有的工人都要在中國全地繼續福音的開展，而他們的榜樣也挑旺了其它傳教團體的福音工作。第六，內地會的傳教士必須穿著中式服裝，並且在中式的建築物中敬拜。他們也不會向西方強權要求保護。對戴德生來說，「忍受逼迫」要比「寫信給英國領事或上訴英國總督」要好上一萬倍。」（Bays，第61頁）。 戴德生創立的中國內地會，進而開始了「信心宣教運動」（Faith Mission Movement）。因著它所設立的榜樣和影響，有超過四十個在同樣宗旨裡傳教的團體應運而生（Tucker，第289頁）。 回到中國 ── 勞苦 戴德生帶著一群沒有經驗的新成員回到了中國，沒有任何宗派在背後支持，也沒有明顯的財物資助。「所有的人原本都預計會有不幸的事發生，但是一件也沒有。在沒有武器，只有真理；沒有標語，只有愛的前題下，這些青年工人，兩個兩個的面對不可思議的艱難與反對，打進了中國的內地。」（Kane，第198頁）。 第一批志願者來到之後，戴德生緊接著開始了他醫療的工作。他每天在診所裡替超過兩百位病人看病。他為病人動的白內障手術，對當時的中國人是個神蹟。戴德生對他們的魂也有許多的醫治。有一位中國人因著戴德生的傳講而得救，就留在他的診所，對所有等候醫治的病人傳講福音 ── 醫治靈魂的話語。 自身的代價 戴德生與馬利亞，以及其它中國內地會的成員，所受的苦難是又多、又頻繁、又極其艱難。在1868年的一次暴亂中，戴德生的家人幾乎險遭殺害。當這個消息傳到了倫敦，英國上議院馬上開始辯論，開放英國傳教士到中國內地傳道這件事，到底對英國的貿易有沒有幫助？這負面的新聞使得人們減少了對中國內地會的資助。就在這個時候，從喬治幕勒來的幫助和扶持，對於一個還在傳道初期的宣教團體就非常的重要了。 戴德生自身所負出的代價也是非常的高。馬利亞在三十三歲時死與分娩，他們的八個孩子中有四個活不到十歲。這些傷痛幾乎要使戴德生承受不住。他自己也生了病。有一次他回憶說，「一個人因病被關在屋子裡，是多麼的孤單啊！我是多麼想念我親愛的妻子，以及遠在英國的孩子們那活潑的腳步聲！就在那時候，主給了我一段非常真實的經文，「人若喝我所賜的水，就永遠不渴。」一天當中，也許有二十次，當我心中的乾渴一回來，我就向祂呼求，「主啊！你已應許過了！你已應許我，永不再渴！」不管是白天或晚上，我這樣呼求祂，祂總是很快的來臨，滿足我悲傷的心！這樣的經歷多到一個地步，我甚至會想，那些我所寶愛，主從我身旁取去的人，他們享受主的同在，也許還沒有我在孤單的內室中享受祂的同在來的多。」（Taylor[2]，第200頁）。 珍妮‧法丁‧泰勒（Jennie Faulding Taylor）
